因果流程是否具有通常性，本质上是一个事实问题。

我们也可以把孟德斯鸠看成是我们的一个前化的自身，所以我们今天的批判都是自我批判，一切批判都是自我批判，可以从这么一个意义上来理解。于是我就跑到办公室把它给录下来，便成了一篇文章。

所以您虽然贵为国王，但也要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他们里面的人会责问法典怎么会是辅助性的呢？所以我觉得，祖飞律师，也是祖飞老师，他从律师的视角提出来的这个论题，我认为是很震撼人心的，是振聋发聩的。我们知道祖飞律师不是我们讲堂上的一个学者，不是精心概念建构的一个人物，他是在我们的法律现场，进行办案的一个律师，这是他的身份，所以我们读《心学正义》这本书，就不能仅仅的从我们的一个概念的角度来理解。听蒋勋讲《桃花源记》的时候，为什么渔人他舍船之后才能看到桃花源，登上船之后，找市长报告那地方有桃花源，派大军包围却根本找不到了？因为你的心有两面，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根本就无从寻找。我印象中，祖飞律师写了九篇文章批评我，我在香港看到的是第一篇文章。

所以梦源同学说我们要从别人身上吸收光，同时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光源。这么多年来，在跟祖飞律师的交往中，对他的心学法学呢，略有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感到荣幸，祖飞律师从温州飞过来给我们做演讲。由此足见未来法学涉及的法律领域之宽泛，以及追求不同法律领域之间的体系协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重点关注调整未来社会关系的制度建构 建构能够适应未来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或者对策，是研究未来法学的主要目的。聪明的机器将能够代替人类正在从事的工作，并迅速地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她经常与它依偎着外出，快乐地重温以往的经历。并且，由于世界各国的正常交往需要借助彼此互认的通行法律规范方可实现，而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上得到承认的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是法的必备要件，因此，在未来法学的研究中也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法律价值观。

在未来社会中，法律关系主体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工智能软件及网络、超高仿真机器人、克隆人以及数字化后的人类或者可复活的冷冻人等是否具有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未来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根据既存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功利衡量，这势必导致多元社会参与主体的利益和义务分配方式更加复杂。

例如，在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中，如果不承认无人驾驶汽车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风险只能由产品研发者、驾驶人或者制造人负担，在以上主体并无过错时，只能认为损害属于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承担的不幸后果。总之，新的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关系产生变革，使社会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测因素。客观而言，无论人们是否将相应的社会关系参与者升格为法律关系主体，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系列难题。而我国的科学家们则率先提出了人工智能2.0的概念，将人机混合智能作为其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如何维护人类的自由也将是未来法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自然人，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未来法学研究必须提供各种可能的法律对策选择，这些可供选择的各种对策应当能够展示出各种价值利益的冲突及其后果，以尽可能地帮助规则制定者在立法时作出合理的抉择，从而有效地规制未来社会中的新型法律关系。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类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不仅如此，与物理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也逐渐改变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向。

最后，未来法学作为一门接近于法政策学的法律科学，必须通过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保障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而达致制度构建的可行性。这种利益分配机制即为由谁享受利益、由谁承担风险的问题。

该过程即为对各种利益的衡平。自由是实现人格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民法中体现为私法自治原理，在刑法中则体现为罪刑法定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可见，对于多元社会关系主体的法律定位，直接关系到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和风险的分配方式。因为，互联网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危险，而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则很可能对人类的世代生存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出发，在法律层面就应当一直坚持只有人才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并禁止赋予纯粹的人工智能型机器人以法律主体地位，否则随着未来社会对这些机器人的依赖程度逐步提高，其极有可能反仆为主，继而奴役甚至消灭人类。如前所述，制度设计同背后的利益分配原理密切相关。

四、建构未来法学研究的基本设想 拓展法学研究领域只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一个表现，其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在法理层面对未来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图景进行预测性思考，反思现有法律规定之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建言献策，从而确保科技成果真正为人类的福利而存在。即便是意识到未来法学研究重要性的学者，也大多只是从自身学科着手研究问题，未能形成全局观，缺乏统一原则指导，不免存在闭门造车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因为，如果这种技术研发成功并被广泛采用，人类将成为人机结合体，不再需要通过生殖繁衍下一世代，这将导致人类不能再作为一个族群延续下去。

对于新的社会关系变革，有学者指出，我们正处在技术发展带来人性变化的时代。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非线性与不确定性、脆弱性与风险性的复杂性社会。

例如，如果出现了新科学研究证明，某一项科技应用将不会产生风险，或者出现了能够控制该风险的新的技术，那么，就应当解除或者限制对于某项科技研发或者应用的规整强度。一方面是与人工智能的竞争。前文提及的人体冷冻技术和换头术就是典型示例。例如，人工智能可能更多地与计算机技术、物理学以及数学紧密相连，而器官移植、冷冻胚胎、基因编辑又与医学水准息息相关。

以上的处理方法直接套用了既存的法律概念或者体系，将一些新的现象置于既有的法律概念体系之中。对于换头术而言，也同样会面临以下难题：在法律上，换头之后的人的人格与换头之前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的话，以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然都需终结。

然而，当涉及上述新型法律关系时，既有的法律规范根本无法加以有效调整。只有在缺乏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严重的遗传疾病。

因为，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规整是通过权利义务配置的方式来实现的，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意味着相应利益的享有以及相应义务的履行。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不仅要考虑究竟有哪些利益需要平衡，更要考虑的是，对于这些不同利益的取舍将会影响到哪些价值，其是否会抵触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法律通过调整一定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方式，实现对整体社会的调整。其次，应当根据科技成果可能引发的风险程度，设定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规整强度。因此，无论我们是固守传统还是开辟新知，利益和风险分配方式的重大变革都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众多科幻电影、未来学家早已警告人们：人工智能若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将会灭绝人类。

因此，就未来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而言，应当重点关注制度建构和制度建构背后的基本原理。亦即，其关注点在于：未来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否会引起重大的法律关系的变迁？这种重大的法律关系的变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于今日的法律关系的规定而言，它们将会带来哪些重大影响？ 最后，未来法学尝试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规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科技就是一个受制于价值判断的评价问题。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指出，面对自主机器智能机器人，人们将需要开始审视既有的产品责任制度能否在制造商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即便认为科学技术自身是中立的，也不能就此认为，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中立的。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以人为本 法律规整 。